大英博物館“明：皇朝盛世五十年”特展1月4日落幕，策展人霍吉淑在倫敦接受專訪時表示：“展覽將大英博物館的館藏與中國新出土文物并置，以獨特視角講述了‘明朝盛世’。”

“明：皇朝盛世五十年”特展現(xiàn)場。東方IC圖

　　倫敦大英博物館2015年1月4日落幕的“明：皇朝盛世五十年”特展，是繼1996年首次向英國公眾展示三星堆文物的“中國古代文化之謎”大展、2007年“秦始皇：中國兵馬俑”大展之后，大英舉辦的又一場以中國為主題的大規(guī)模特展。展覽講述的是明朝1400年至1450年這段影響中國深遠的五十年。

　　在這段鮮為歐洲人所知的歷史中，中國文官的勢力超越了軍事將領(lǐng)，皇帝的角色由獨裁者演變?yōu)榛蕶?quán)象征，統(tǒng)治階層的權(quán)力變得更為集中，中國內(nèi)在的變遷和與外界的緊密聯(lián)系，為當時唯一的世界強國帶來了旺盛的創(chuàng)造力。明朝定都北京、《永樂大典》開始編纂、鄭和下西洋等事件都發(fā)生在此期間。“明代特展”以“宮廷生活”、“軍事”、“藝術(shù)文化”、“信仰”和“外交貿(mào)易”5個子主題為線索，通過繪畫、服飾、兵器、金器、首飾、佛教藝術(shù)等展品，試圖再現(xiàn)一幅明代皇朝的盛景。

金銀嵌寶石獸面紋鐵劍（大英博物館供圖）

　　這一展覽的獨特性在于，它不僅著眼于皇家收藏，還介紹了中國西南、東北和中部三個地區(qū)明代藩王墓出土的考古文物。與中國發(fā)生貿(mào)易往來的亞洲與非洲的多國文物，也構(gòu)成了重要線索與視角。正如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所說：“新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成果提供新的角度去審視這段重要的歷史時期，讓我們不再只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來看待中國歷史。”

　　策展人、大英博物館東方部資深研究員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擁有超過三十年的中國文物研究經(jīng)歷，她在倫敦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這個展覽對觀眾來說是一次有趣的新體驗，因為來自中國新發(fā)掘的文物與大英博物館超過100年的館藏或長期藏于美國的藝術(shù)品并置展示，通過有機組合，展品被賦予了講故事的能力。此外，霍吉淑感到與另一位策展人、牛津大學中國美術(shù)史專家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合作研究的五年是充滿樂趣的，成功的合作不僅使博物館得到了更多維度的思考方式，還緩解了大學機構(gòu)和博物館之間的隔閡。

　　對于普通觀眾來說，這場特展不僅傳達了展品本身的精彩，更努力詮釋出它們的時代精神，被賦予了生命的展品，不再是一個個“啞巴”，而是向歐洲觀眾講述了一段“皇朝盛世”以及創(chuàng)造者們的激情。

大英博物館藏明代朱邦繪《紫禁城前的文官》（大英博物館供圖）

　　記者：這次展覽預(yù)計吸引多少觀眾，得到什么反饋？

　　霍吉淑：我們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積極反響，包括中國、英國、美國媒體，以及本次展覽的參觀者，我們會在展覽結(jié)束之后將這些收集的信息整合起來。當展覽僅僅進行到展期一半的進度時，就已經(jīng)吸引了6萬到7萬名觀眾，可以算是超過預(yù)期了。

　　記者：你們選擇景泰藍大罐作為主打展品，印成宣傳海報，為何作此選擇？

　　霍吉淑：在為展覽圖錄選取封面圖案時，我們首要考慮的是希望尋找一件吸引人眼球的作品。因為不僅在圖錄和展場內(nèi)，這件作品還會頻繁出現(xiàn)在為特展宣傳定制的巴士車身廣告，以及地鐵海報等一系列地方。

宣德景泰藍大蓋罐（大英博物館供圖）

　　我們的大部分受眾看到龍形圖騰，會直觀地聯(lián)想到中國古代皇家形象，因此我們決定采用他們熟悉的龍的形象，直接勾起觀者注意力，而不選擇其他較為隱晦的樣式。畢竟前期宣傳的代表性文物是吸引觀眾前來觀展的道具，是為了讓世界范圍內(nèi)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當然，這件景泰藍作品也是極具珍稀性的。依據(jù)同樣的準則，我們也選取了一件引人注目的龍紋飾寶劍作為圖錄封底，這兩件器物都令人印象深刻，即便遠觀都能抓人眼球。

　　記者：這是一個對歐洲觀眾講述中國明朝的重要展覽，聽說這次展出了從未向遠東以外的觀眾公開過的重要文物。主要是哪些展品？

　　霍吉淑：固然，展品中有許多從未公開展示于西方觀眾面前的，但其中也不乏中國觀眾無從系統(tǒng)性觀賞的展品。       針對那些對中國文物不甚了解的西方觀眾來說，特展中有來自湖北省博物館的藝術(shù)品，它們于2001-2002年間才被發(fā)掘出土。湖北省不乏新建成的宏大壯觀的博物館，將那些墓葬出土的文物以合理的方式展示給觀眾。那些未能前往濟南的人們，也可在展覽中首次看到魯荒王（朱檀1370-1389）的袍子，它能被保存得如此完好，實在讓人驚嘆。

現(xiàn)藏山東省博物館的織金盤龍紋黃鍛袍出土于山東鄒城魯荒王墓（大英博物館供圖）

　　不論是西方觀眾還是來自中國的觀者，只有特地分別前往中國各地區(qū)，到我們本次借展的10所博物館，才能夠欣賞到這些藝術(shù)杰作。多數(shù)陳列的來自中國的精美物品也是首次外借出展。

　　這次特展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將那些來自湖北、新發(fā)掘出現(xiàn)的文物陳列于已由大英博物館收藏了超過100年的展品之間，或者置于長期藏于美國的藝術(shù)品旁邊——通過陳列展示的重新有機組合，展品被賦予了講故事的能力，訴說著一段過去的歷史，而這一切對于觀眾來說是一次有趣的新體驗。

　　記者：展覽特色之一是介紹山東省、四川省、湖北省，也就是中國東部、西南部和中部三個地區(qū)明代藩王墓出土的考古文物。為什么提出這個視角？展示了哪些過去不被注意的文物？它們與皇帝御用文物形成什么對比或關(guān)系？

　　霍吉淑：在過去的15到20年間，人們尚未注意到地方政府對于古代中國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嶄新的學術(shù)研究角度。大多數(shù)學者的研究仍側(cè)重于中央政府，而柯律格教授史無前例地將地方政府作為他的學術(shù)研究切入點，引申探討了關(guān)于明代藩王的議題。我們意圖揭示這些為數(shù)不少的地方藩王是如何成為當時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的：不僅在音樂、詩歌和文學領(lǐng)域碩果累累，而且影響了當時的宗教和美術(shù)。本次展覽希望能夠梳理這些遍布明代中國的藩王的文學藝術(shù)思想。即便我們僅僅借展來自三個地區(qū)的藩王墓出土文物，從大量遺物中仍可窺見他們都十分富裕，并從中推出地方與朝廷的微妙關(guān)系。

大英博物館藏永樂漆盤（大英博物館供圖）

　　記者：展覽集中于明代1400-1450年，是一個很小的切口。這是否意味著該展覽是一個可延續(xù)、復(fù)制的模式，今后還可以類似地對中國的某一段歷史進行深入解讀、展示？

　　霍吉淑：這種模式具有極強可操作性。大英博物館的策展理念最顯著特點之一，便是趨向于個人化的。大多數(shù)的展覽思路都是來自于策展人本身的。策展人首先就他們所感興趣的切入點進行深入剖析和解讀，其次再通過將這些想法與館長及負責人討論溝通，選擇出最吸引人的展覽主題。但同樣的事情在中國就或許會存在更多其他的變量。

　　另外，大英博物館是一所容納了世界各地文明的展示場所，中國主題的展覽是需要與其他文明主題的策展想法進行競爭比較的，例如非洲、羅馬、埃及、希臘、英國文化等等。于是，大型的中國主題展覽只能大約每五年舉辦一次，其間依舊會舉辦小型中國展覽、學術(shù)研討會、出版專著、發(fā)表論文等，但大型活動是需要素材積累及沉淀的，五年左右的時間是比較合適的。

　　某種意義上，我認為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中，以較狹小范圍時間段進行重點探討的方式已經(jīng)逐漸被學術(shù)界所接受。這種方法在西方藝術(shù)史研究中已屢見不鮮，但是將這一角度運用于中國研究依然是比較新鮮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較長期而廣泛的時間領(lǐng)域探討方法依舊是有研究空間的，所以我想我們不會因本次展覽的成功而局限于其他研究思路的可能性。即便其中策展的邏輯思路、知識結(jié)構(gòu)可謂引人入勝，這也僅僅是個案，不會依此為模范標準，面對創(chuàng)新的想法我們的大門永遠為之敞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宣德皇帝（朱瞻基）繪《武侯高臥圖》（大英博物館供圖）

　　記者：這次展覽主要是由牛津大學的柯律格教授和您策劃的，你們?nèi)绾畏止ぃ�還有哪些專家共同參與展覽策劃、研究？

　　霍吉淑：本次展覽的研究并不全是來自于柯律格教授和我本人的，我們有來自中國、美國和歐洲各地的學者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我們將各位專家的知識結(jié)晶整合起來才有了這次特展。

　　我們有5名學者參與了專題書籍的撰寫，另有30名專家在2014年10月參加了圍繞展覽相關(guān)議題的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我們還小范圍地分別與其他個人進行面對面的學術(shù)探討，例如中國、北美和歐洲的博物館館長、專家和策展人，或者是研究機構(gòu)和大學的獨立學者等。可以看出，在為期五年的展覽籌備過程中，我們廣泛地吸收來自世界各地的前沿學術(shù)信息，意圖通過展覽整合明早期藝術(shù)史研究的結(jié)論以達到一定推動作用。

　　與其他參與學者不同的是，柯律格教授他三四十年來的職業(yè)全部都是圍繞中國開展的，我本人超過三十年的研究亦是如此。我想這類與中國相關(guān)經(jīng)歷是有益于展覽開展的。

　　記者：您的同事，大英博物館亞洲部主任司美茵女士（Jan Stuart）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中國的博物館、美術(shù)館顯得過于匆忙，什么都有一個很緊迫的截止日期”。大英博物館如何平衡時間壓力，確保高質(zhì)量的展覽？

　　霍吉淑：我想這中間或許存在一定理解上的偏差。我認為中國博物館策展壓力與我們是一致的，我們都同樣擁有策劃項目、吸引觀眾并傳遞相關(guān)訊息的任務(wù)。不同點在于，他們的策劃階段顯得更短，而多半策展團隊也更為龐大，而我們的展覽前期準備工作階段則較長，相對而言，策展人員主要以極個別個人為主導(dǎo)。所以就我的理解而言，這段評價并非意圖表達對于中國策展團隊的批判，而是僅就促成展覽所需時間的比較。

　　在中國，籌備展覽的速率更高，同時策展人員肩負接二連三的、計劃中的新展覽的任務(wù)壓力。排除其他外力因素的情況下，前期籌備工作是十分關(guān)鍵的，你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深化展覽的觀念，去爭取相關(guān)專業(yè)人士的支持，以求展覽更完美地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當然，也有人更希望博物館能夠在同一時間內(nèi)舉辦不同類型的展覽。在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想我們會努力在兩者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

　　說實話，如今我對中國地區(qū)博物館的印象盡是贊美，尤其是各地博物館館長對于各部門活動的支持，部分博物館館員撥冗為本館特刊撰寫論文報告，另有館員特地赴英協(xié)助我們一同展開工作……這一系列良好互動的經(jīng)歷，給我們傳遞出未來積極合作的趨勢信號。

　　記者：在數(shù)字化技術(shù)成熟的當今時代，博物館如何調(diào)動自身優(yōu)勢吸引觀眾到場參觀？

　　霍吉淑：每一個展覽首先必須由一個好想法起頭，然后不停地去審視這個想法、質(zhì)問這個想法并且將這一想法與各類不同專長人士進行討論，聽聽來自各處的意見。

　　我們在學校教師的協(xié)助下，帶領(lǐng)了約3500名學生參觀本次特展；我們與電影學教授合作策劃了一系列明代主題的電影觀賞活動，主要包括以下四部：紀錄片《鄭和》；香港1950年代著名音樂劇《江山美人》（Kingdom and the Beauty），故事時代超出了展覽的明初時間范圍，講述了16世紀初正德皇帝的軼事；韓國電影《武士》（The Warrior），講述了元末明初高麗使團拯救被俘虜?shù)闹袊�公主返回南京覲見朝廷；《錦衣衛(wèi)》（Secre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Court），武打電影，以特務(wù)機構(gòu)為主線反映明朝末年帝王昏庸、宦官掌權(quán)的政治形態(tài)。系列電影的形式具有天然的優(yōu)勢，它擁有更廣泛的影響范圍，把不同年齡層次、文化背景的群體聚集到一起。藝術(shù)展覽形式則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并非所有的人都對展覽本身感興趣。特展結(jié)束后，我們會將這些公共活動的材料整理成文或者DVD發(fā)布。

大英博物館明朝特展期間組織放映了中國電影《錦衣衛(wèi)》

　　記者：大英博物館藏有約多少中國文物，通過哪些機會它們得以展示？

　　霍吉淑：我們常規(guī)展的陳列是輪展的，舉例來說，大維德爵士的藏品中有1700件陶瓷，全部都會有展出，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圖書館形式陳列在展廳四周的瓷器，同時重要瓷器則展示在展廳中央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