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ㄒ唬┰煨褪氰b定瓷器的重要依據(jù)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雋秀，未必能學(xué)其古拙。因為一件器物的創(chuàng)作，與當時人們的生活習(xí)慣、審美標準以及技術(shù)條件都有密切的關(guān)系。一般說陶瓷器在紋飾、胎釉等方面均能體現(xiàn)各時代的特色，但造型在這方面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識別其形狀和神態(tài)，就可以在鑒定工作中掌握一種比較可靠的方法。
觀察器形首先要對歷代造型有一個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狀，大體是古時簡樸，隨同時代的演進而漸趨繁復(fù)。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論，元代造型大多較為鈍重稚拙，無論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顯得突出。尤其是日常應(yīng)用的壇、罐、瓶、壺及盤、碗等一般器物，常見有相當大的器形。例如傳世的元青花與釉里紅大碗有口徑達42厘米，青花和釉里紅大盤的口徑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體厚重，燒制不易，難免有翹棱、夾扁、凹心、凸底等變形的缺陷，因而過去文獻多有元瓷粗率之論，其實這是不夠全面的。元瓷紋飾之豐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盤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為十二瓣花形），足見當時制作認真，雖底足之微也不輕易放過。此種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復(fù)見（永、宣只見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無花足盤）。
永樂時一般盤、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內(nèi)凹，圈足較元代放大，顯得格外平穩(wěn)。特別是胎土陶煉精細，造型輕重適宜。永樂時期另有一種純白脫胎帶暗花的器皿，胎體非常輕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謂“只恐風(fēng)吹去，還愁日炙銷”的詩句。這種“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盤、碗之類，后世雖有仿作，但在暗花紋飾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種類更加繁多，無論盤、碗、杯、壺、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獨出心裁，銳意創(chuàng)新，如“無擋尊”可稱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時曾經(jīng)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種仿品。目前傳世品中常見的永、宣時期造型有：雞心碗、花澆、僧帽壺、長圓腹執(zhí)壺（流口為葫蘆形）、天球瓶、扁腹綬帶葫蘆瓶、四季委角獸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至成化時期在瓷質(zhì)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纖巧，而且也無大器。弘治傳世瓷器雖不多，但以黃釉雙耳罐、碗著稱于世。正德時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筆架、插屏、墩式碗、磨盤式香盒、七孔出戟圓腹高足瓶等。嘉、萬以后造型漸趨復(fù)雜，在器形上有很多創(chuàng)新之作，文獻上有所謂“制作益考，無物不有”的記載。只以文具一項來說，就有筆架、筆盒、筆洗、水丞、硯臺、顏色碟、顏色倉（俗稱溫盂）、印盒等多種多樣。更有大魚缸、大罐、大瓶、大盤（嘉靖黃地青花大盤口徑有達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勝過元代；其他如鏤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燈臺、繡墩等不勝枚舉�？梢哉f在風(fēng)格上厚重古拙與輕盈華麗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時期的作品來未免粗制濫造。
清代無論在器形或種類方面均顯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時期創(chuàng)新之作獨樹一幟。琢器中如琵琶尊、馬蹄尊、象腿尊、鳳尾尊、觀音尊、太白尊、蘋果尊、杏葉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載、柳葉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時期在器形的創(chuàng)作方面也是豐富多彩的，如雙陸尊、三羊尊、虬耳尊、鹿頭尊、絡(luò)子尊、牛頭尊、蒜口綬帶如意尊、撇口橄欖瓶、太白壇、菊瓣盤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窯及永、成瓷器不僅胎釉、紋飾維妙維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亂真。
乾隆時期比較突出的造型有轉(zhuǎn)頸瓶、轉(zhuǎn)心瓶、轉(zhuǎn)帶瓶、花籃、扇子及書式印盒、書式金鐘罩等。這一時期無論創(chuàng)新、仿古都達到了高潮，所仿銅、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慶、道光以后，則大多因襲舊制，很少見有創(chuàng)新之作。造型從精美蛻變?yōu)榇直�，已逐漸失去前期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例如玉壺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區(qū)別并不顯著，以后漸漸變得笨拙，到同治、光緒、宣統(tǒng)時期竟變成短頸豐腹的矮粗形式，造型遠不及以前那樣精美秀麗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點之后，進而還需掌握觀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類的器皿乍看外表極為相似，仔細觀察這三個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例如明代中期瓶、壺、罐一類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顯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細致，此種接痕多不明顯。如此所謂一線之差，往往在斷代辨?zhèn)蔚墓ぷ髦衅鹬喈斨匾淖饔�。又如元代大盤盤身弧度較小而淺，明代永、宣大盤盤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別是永樂造型，無論大小盤、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內(nèi)墻向外稍撇，較外墻約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許多民窯盤、碗底常有明顯的輪狀旋削痕（即所謂“跳刀”），而在官窯瓷器中則極為少見。至于康熙大盤有些是雙圈底，民窯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紋”，也是當時造型上比較常見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鑒別新舊真?zhèn)螘r每以這些作為一部分依據(jù)。
有些時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紋飾畫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區(qū)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繪三層紋飾，碗外繪四層紋飾，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細加以對比，便會發(fā)現(xiàn)他們之間的重要區(qū)別在于碗腹下部收斂程度有所不同，即永樂碗腹較豐滿，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時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著碗腹微削的缺點。這些細微的差別，是根據(jù)實物仿制時，因成型、燒窯等技術(shù)條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綻（仿品的器形往往與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區(qū)別，因仿制時雖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燒前與真器原形盡同，但經(jīng)過高溫?zé)珊�，其形與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別。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煉的精粗不一致，而經(jīng)高溫后縱橫收縮膨脹的結(jié)果，為鑒別器形的關(guān)鍵）。至于有些僅憑傳聞或只靠臆測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樣的所謂“永樂壓手杯”之類，在造型上更是愈變愈奇（自嘉、萬間開始越仿越大，甚至后來的已不成杯而變?yōu)榇笸耄�，只要見過真的實物，自然就不致妄斷臆測。
�。ǘ┎煌瑫r期具有不同的紋飾與色彩
陶瓷器上的紋飾同造型一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并且由于繪瓷原料與技術(shù)的不斷豐富和改進，無論在題材內(nèi)容及表現(xiàn)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時期的水平和特點，因而也成為劃分時代、鑒別真?zhèn)蔚囊粭l有力線索。
大體說來，瓷器紋飾的發(fā)展過程不外是由簡到繁，由劃印貼刻到雕剔描繪，由單純一色到絢麗多彩。例如元瓷上慣用的變形荷花瓣（俗稱“八大碼”）圖案，就是在晉瓷紋飾的基礎(chǔ)上演變而來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紅等釉下彩的出現(xiàn)，開辟了瓷器裝飾的新紀元，打破了過去一色釉的單調(diào)局面。明、清以后各種色彩的發(fā)明更豐富了瓷器的裝飾，而每一種裝飾方法的出現(xiàn)都有其產(chǎn)生、成長、發(fā)展過程，因此也可據(jù)以推斷器物年代的遠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紅因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顏色美麗的較少，而且釉里紅中常有色調(diào)灰暗或變?yōu)榻{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點。
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紅紋飾布局都非常美觀，圖案不僅重視主次協(xié)調(diào)，而且慣用多層連續(xù)的花邊紋飾，無論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邊線不填滿色，形成一種獨特的風(fēng)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種畫法漸絕，雖間或采用，但為數(shù)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畫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時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進口青料的瓷器，雖以顏色濃艷渲赫一時，但色調(diào)極不穩(wěn)定，很不適于畫人物，因而在元代紋飾中畫人物的較少，也有所謂“元代人少，永樂無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說法。至于成化斗彩，雖然色澤鮮明，晶瑩可愛，卻也受原料和技術(shù)的限制而有所謂“花無陰面，葉無反側(cè)”的缺點，而且畫人物不論男女老少，四季均著一單衣，并無渲染的衣紋與異色的表里之分。類似這些就表現(xiàn)為紋飾上的時代特征，往往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對于鑒別真?zhèn)螘幸欢ǖ膸椭?/p>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時代上的區(qū)別，如根據(jù)現(xiàn)在掌握的實物資料看，成化彩繪中沒有黑彩，當時除用釉下鈷畫藍線外，還用紅、赭色描繪輪廓線。假如我們遇到一件釉上黑輪廓的成化彩瓷器，就應(yīng)該懷疑它是不是真實可靠，因為黑輪廓線的應(yīng)用最早不超過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現(xiàn)，現(xiàn)知不會早于康熙晚期，當然也很難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贗品了。
至于乾隆時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紋飾圖案的裝飾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筆法線條精細與紋飾奇異，從而有部分花樣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風(fēng)格。這種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時期的官窯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裝飾的。清代外銷瓷器中也有畫著西洋紋飾圖案的，都是比較別致的一種裝飾，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為瓷器裝飾的特點上，明、清兩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寫梵文、經(jīng)語、百福、百壽字的，而用大篇詩、詞、歌、賦以及表、頌等作裝飾文字的則是康熙時期的創(chuàng)作。例如“赤壁賦”、“騰王閣敘”、“前后出師表”、“圣主得賢臣頌”等，此種只有文字而無圖畫的器皿歷朝很少仿制。明確這一點，對判斷時代和辨別真?zhèn)蔚木唧w工作，也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根據(jù)紋飾的筆法同樣也可看出時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當時對繪瓷方法十分重視，因而官、民窯瓷器在這方面的成就都非�？捎^，而且瓷器上的圖案紋飾多是模仿名畫家的筆法。只以畫樹方法而論，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顯得老筆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繪枝干只是描繪皴點，工力雖細，但筆力纖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細從它的起落轉(zhuǎn)折等處看清筆法，自然會有助于我們的鑒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窯紋飾多較為工整而板滯無力，民窯紋飾則氣韻生動而粗放不羈，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點。不過，在官窯中又有所謂“欽限、部限”之分，民窯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窯的作品，這種以清代帶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窯瓷器，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所謂“官窯龍五爪，民窯龍三爪或四爪”的問題。這種封建社會的典型紋飾，一般說來固然也提供給我們一條判斷真?zhèn)魏蛥^(qū)分窯口的線索，然而并非是絕對的。相反，在民窯瓷器中既有五爪龍的紋飾，而官窯瓷器畫三爪、四爪龍的作品也不是沒有的。例如“宣德官窯青花海水龍紋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窯青花魚龍變化折沿洗”等均畫三爪龍，“康熙官窯綠地素三彩云龍紋文具盒”畫四爪龍。而元代民窯青花紋器皿則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窯瓷器中也不乏此種例證。
官窯瓷器上的紋飾往往還與當時最高統(tǒng)治者的愛好和意愿分不開。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鶴一類的圖案作裝飾。清道光皇帝嗜愛鳥、犬、草蟲，因而這一類的畫面也出現(xiàn)得較多。又如清代有賞賜瓷器之風(fēng)，舉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賜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蓮為主要紋飾，并以海水紋飾繪瓶口者為多（此種賞瓶通身共有九層花紋）。使用這種紋飾的含義，據(jù)說是表示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為重，蓮是廉（蓮、廉同音）潔，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統(tǒng)）萬年（萬年青）、二蟹（甲）傳蘆（臚）、三羊（陽）開泰、四十六子、五倫圖、六國封相、七珍、八寶、九蓮登、百福、百壽、紅蝠（洪福）齊天等，類似這些充滿封建迷信色彩的紋飾，在明、清瓷器上出現(xiàn)的很多，如能進一步聯(lián)系當時的時代背景，對于我們掌握其發(fā)展規(guī)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紋飾在同時代的銀器、漆器、銅器乃至織繡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證的事例也屢見不鮮。若能舉一反三，互相印證，往往能發(fā)現(xiàn)時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規(guī)律，而對于歷代瓷器紋飾中較為突出的時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變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滿色的畫法，永、宣瓷的牽�；ㄅc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龍穿花，嘉、萬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畫，康熙瓷的雙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過枝花與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萬花堆和錦上添花等紋飾，在決疑辨?zhèn)沃杏兄匾饔谩?/p>
總之，觀察瓷器紋飾既要考慮到它由簡單到復(fù)雜，由一色到多彩的發(fā)展過程，也要留意其題材內(nèi)容、筆法結(jié)構(gòu)以及時代風(fēng)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參考其他旁證，方可得出初步認識，當然還不能執(zhí)此一端即輕下結(jié)論，因為后世利用所謂復(fù)窯提彩、舊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種種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亂真。必須進而結(jié)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ㄈ┱莆兆∶鳌⑶鍍纱钭R的規(guī)律
根據(jù)款識以定瓷器之新舊真?zhèn)�，是鑒別工作中比較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因為今日的傳世品和仿品以明、清兩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窯絕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識而論，就有所謂“永樂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雜”一類的說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識，首先要注意其筆法，如橫、豎、撇、捺、勾、挑、點、肩等八筆的特征，都須認真加以領(lǐng)會和對比，以有助于識別真?zhèn)�。由于每個人的書法不同，寫官窯款的字體又必須經(jīng)過選擇，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寫仿款的人勢必謹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處。既然過于謹慎，就難免失于局促，筆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動。這種破綻，只有多結(jié)合實物反復(fù)印證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無正式官窯年款。雖然根據(jù)文獻記載，北宋曾有帶“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見實物。只見過耀州窯有印著“大觀”、“政和”字樣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帶“樞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為數(shù)甚少。明清兩代縱有款識，而晚清及民國所仿字體十分逼真，極難識別，必須同時詳較其字體及位置，方不致發(fā)生錯誤。例如永樂年款以現(xiàn)有實物來說，只見到圓器上有四字篆款寫、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獻上還有六字款的記載，但無實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見過帶年款的器皿，不過仿器卻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寫在器里或底足、口邊的。又如宣德款所謂“宣德年款遍身”的說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圓器里心與口邊，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帶。甚至個別還有雙款（如合歡蓋盒、文具盒等在蓋里和底足均有年款）。這類款識有豎款也有橫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較前復(fù)雜，除單行橫款、雙行直款外，尚有環(huán)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寫）等。諸如此類，都需要進一步掌握其規(guī)律。
大致說來，在字體方面明代多用楷書款（只有永樂、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數(shù)例外）；清代順治、康熙二朝亦為楷書盛行期（康熙篆書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則楷書款多于篆書款，由于乾隆開始篆書款漸多于楷書款，嘉慶以后篆書款遂成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復(fù)以楷書款為主的趨勢。而明、清兩朝的楷書款與篆書款書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風(fēng)格，可以說是多種多樣了。
其次還應(yīng)仔細觀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識多以青花為主，明代款的青花顏色若用放大鏡照視，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則散渙，而且淺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現(xiàn)黑、藍、灰等幾種顏色，這一點雖不美觀，但是后世絕難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紅、綠、黑、藍、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與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減少。只有認真加以區(qū)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術(shù)不同而各有其書法特點，同時由此也可大體判斷其時代真?zhèn)魏痛少|(zhì)優(yōu)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寫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卻受原料特性與邊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時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紅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絕大部分是官窯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寫法乃至字數(shù)方面也有一定的規(guī)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窯有的題某某年制，有的題某某造，而清代官窯卻一概都用“製”，還未發(fā)現(xiàn)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寫一橫，成化的“成”字有所謂“成字一點頭肩腰”的特征，萬歷的“萬”字也有羊字頭與艸字頭的不同，以及寫“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為當時新制的精品等等，這些都是鑒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窯款外，民窯瓷器中帶年款的也不在少數(shù)。但大都是景德鎮(zhèn)所制，其他地方窯寫款的極為罕見。除上述記年款識外，還有所謂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體和殿、儲秀宮）、軒名款（如宜古軒、塵定軒）、齋名款（如拙存齋、乾惕齋）、吉言款（如萬福攸同、德化常春）、贊頌款（如萬壽無疆、洪福齊天）、陶工款（如吳為、崔國懋）、珍字款（如珍賞、珍玩、奇石寶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養(yǎng)款（如“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xiāng)德教里荊塘村奉圣弟子張文進喜舍香爐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帥打供。”“皇清康熙甲子歲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禪院圣佛前。”）等等。
總之，觀察款識既要注意其筆法、字體、位置、款色和字數(shù)、結(jié)構(gòu)等各方面，也應(yīng)當知道同一時款識筆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風(fēng)格及色調(diào)上不失其時代特征。因此務(wù)必互相印證，稍有可疑之點，便應(yīng)作進一步的推敲和研討。何況仿品中尚有新物舊款與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須根據(jù)造型，其次要參考紋飾、胎釉等各種特點，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較可靠的辨別能力。
（四）細致觀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時代和地區(qū)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燒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著比較明顯的差別，因此在鑒別一件陶瓷器時決不能離開這方面的細致觀察。
觀察古瓷的釉質(zhì)，一般要注意其釉質(zhì)的粗細、光澤的新舊以及氣泡的大小、疏密等幾方面的特征。如舊瓷多有所謂“瑩光”或“酥光”一類的光澤，這種深厚溫潤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則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經(jīng)過茶煮、漿沱、藥浸、土埋的方法加工處理后，也可以將此種 “火光”去凈（如用放大鏡仔細觀察，即能找見破綻和不自然的光澤）。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舊瓷，有些從未啟封而保存至今，一旦開箱其光澤依然燦爛如新（如遇到此種嶄新的舊瓷，須從器形、釉質(zhì)、色彩、紋飾、款識等幾方面詳如考慮）。
所以，如果只憑暗然無光即所謂“失亮”一點作為歷年久遠之證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舊瓷常有所謂柳葉紋、牛毛紋、蟹爪紋、魚子紋、鱔血紋、冰裂紋等大小不同的片紋，這些雖成為宋官窯、哥窯、汝窯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現(xiàn)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樣能憑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紋。尤其是雍、乾時期景德鎮(zhèn)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亂真，稍不經(jīng)心極易混淆。因此仍需進一步觀察釉中所含氣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窯釉泡之密似攢珠，汝窯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謂的“棕眼”等，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當作劃分時代的一條線索。
此外，在觀察釉質(zhì)時對于釉層的厚薄程度及縮釉、淌流狀態(tài)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窯瓷釉多如堆脂，定窯瓷釉多有淚痕，明、清脫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瑩似玉石，這些固然都是難能可貴的特點，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體近似。若不參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邊、底足等處，則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窯裂、漏釉、縮釉、夾扁的缺陷；永樂白釉器皿的口、底、邊角與釉薄處多閃白和閃黃色，釉厚聚處則閃淺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勻一致；康熙郎窯紅釉則有所謂“脫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湯底”“蘋果青底”等特征。這些都是后世仿品難于仿效之處。
至于明代景德鎮(zhèn)官窯的釉質(zhì)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窯釉質(zhì)則有緊密之感，不過是就一般而論，當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這方面更不乏亂真之作。所以說只憑釉質(zhì)而斷瓷器的新舊真?zhèn)稳韵硬蛔�，必須進一步研究其胎質(zhì)。
鑒別胎質(zhì)主要是觀察底足。大致說來，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質(zhì)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掛釉（但也有極少數(shù)底款有釉而周圍無釉的），清中葉以后則露胎者漸少。但無論任何時代的器皿，在圈足的邊緣或口邊露胎和器身縮釉之處，大都可以看出胎質(zhì)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澀而泛火石紅色，明、清瓷胎多較潔白細膩而且很少含有雜質(zhì)，火石紅色也減少甚至不見。這些一方面標志著胎土淘煉方法隨著時代的推移而不斷進步，同時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zhèn)沃g的一條分水嶺。試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論，因為選料和淘煉技術(shù)較元代粗細，雖亦不免含有微量雜質(zhì)，形成黑褐色的星點，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點，用手撫摸多有溫潤細膩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質(zhì)則比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質(zhì)一向以純潔細潤著稱于世，迎光透視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種如脂如乳的瑩潤光澤。而雍正官窯仿成化的瓷器盡管在造型、紋飾和色調(diào)方面都有相當成就，同時其釉質(zhì)、胎質(zhì)在表面上看來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則呈純白色或微閃青色。
上述這一點當然也關(guān)系到原料本身質(zhì)量的改變，例如對于嘉靖瓷質(zhì)不及前朝，一般多歸咎于“麻倉土”漸次告竭�！恫┪镆[》中曾有“夸饒土漸惡，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說法。然而也不宜過分執(zhí)著于胎土的顏色和粗細之論，因為即使是景德鎮(zhèn)同一時代所產(chǎn)的瓷土，也決不止采自一兩處產(chǎn)坑，從而有的細膩滑潤，有的細而不潤，有的甚至相當粗糙，何況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決定胎質(zhì)的關(guān)鍵，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純白、微黃、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區(qū)別，因此如果憑胎體本身的質(zhì)量作為斷代的標準，還是不夠全面的。
有些胎體過薄的器皿如脫胎瓷和永樂、成化瓷一類，因露胎處極為細小，較難辨別胎土的顏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燒而足不露胎，或受窯火影響而使露胎顏色發(fā)生變化，如所謂“紫口鐵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這些似已成為鑒別上的重要條件，然若剖視其斷面，便可發(fā)現(xiàn)未直接受窯火煅燒的內(nèi)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時，一般傳世品經(jīng)過多年的污染，也很難辨清胎體的本來顏色。所以為了有助于胎質(zhì)方面的鑒別，有時還需要兼用比重量、聽聲音的方法（如所謂瓷胎聲音清脆，缸胎體重而堅硬，漿胎體輕而松軟等）。至于帶有支釘痕的器物，如能細審其釘痕的大小、形狀及數(shù)目、顏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說來，永、宣、成瓷胎均較元瓷為輕，而宣德器皿又比永樂為重，若由斷面剖視元、明器皿，在口邊處的厚薄區(qū)別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懸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窯黑釉圓琢器皿，無論其外貌如何神似，總覺聲音清脆（古瓷研究者術(shù)語中所謂聲音發(fā)“冷”），而真者聲音反覺沙啞，也是一個明顯的實例。
由此可見，辨別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澤，度其厚薄，審其片紋，觀其氣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別粗細，用指扣敲以察音響�？梢哉f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對于舊坯新彩、補釉提彩、舊彩失色重畫，以及舊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識等各式種樣的仿品。尤其應(yīng)當慎重研究。如果滿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體的條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觀釉色而不問胎質(zhì)，都是片面的。所以說造型、紋飾、款識、釉質(zhì)、胎質(zhì)等鑒定方法必須同時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歸，全面一致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