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元青花的人，一定會認真探究藏于伊朗國家博物館和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宮的72件精美元青花的來歷，其中種種謎團可以通過中伊文化、交通、貿(mào)易史來加以研究解決。
蒙古人曾在伊朗、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qū)，建立蒙古帝國附屬伊爾汗國(波斯蒙古王朝，1256—1335)。
伊朗藏元青花一直為其擁有傳承。據(jù)記載，薩非王朝(1502-1736)的阿拔斯大帝(1587-1629)，于1611年捐獻給位于大不里士東邊的阿爾達比勒神廟1162件中國瓷器，其中就包含有元青花。神廟的藏品在巴列維王朝(1941-1979)時移交伊朗國家博物館。
土耳其元青花藏品主要來自戰(zhàn)利品和禮品，據(jù)記載，托普卡比宮于1495年始藏中國瓷器。1514年奧斯曼攻戰(zhàn)薩非王朝首都大不里士，獲得62件中國瓷器。1516年奧斯曼征服敘利亞，1517年奧斯曼帝國滅埃及馬穆魯克王朝，所獲中國瓷器數(shù)目不詳。奧斯曼帝國蘇萊曼時期于1534年、1548年和1553年，向波斯發(fā)動三次軍事出征;其中一次占領大不里士長逾一年。不難相信由于戰(zhàn)爭的緣由，元青花落入土耳其并被運到伊斯坦布爾。
1328年稱帝的奧斯曼土耳其在1355年的版圖僅限于小亞細亞西部的有限地域，而伊爾汗國全盛時占有小亞細亞的絕大部分土地。
1331年伊本·白圖泰游歷安納托利亞獲畢爾克蘇丹賜宴，記錄餐具使用的是中國瓷器，說明十四世紀中國瓷器已進入小亞細亞，但是在土耳其或比這更早的遺址里，還不曾發(fā)現(xiàn)元青花。
顯然，托布卡王宮的元青花藏品絕大部分來自伊爾汗國，故其器型、紋飾、風格、規(guī)格等與阿爾達比勒神廟藏品如此相像。
在蒙古帝國(1206-1635)大汗忽必烈建立大元國(1271-1368)成為中國皇帝的同時，其胞弟旭烈兀建立伊爾汗國(1256-1335)，定都大不里士，成為波斯的統(tǒng)治者。
中國元朝和波斯蒙古汗朝伊爾汗國始終都保持密切的藩屬關系。從漢篆國璽到官階稱呼，從天文歷法到貨幣制度，從賚賞互饋到技術人才交流，無處不有著中國的文化印記。1305年完都汗致法王腓力四世信鈐元成宗賜漢篆印“真命皇帝和順萬夷之寶”。合贊汗(1271-1304)時令貢使攜金在中國采購方物，不賽因汗(1317-1335)時僅1329-1331年間派往中國貢使就達八次，有一年竟往返五次。
1295年合贊汗(1271-1304)尊伊斯蘭教為國教，促使伊斯蘭文化對蒙古人的同化。波斯作為西亞中心，雖幾次被外來民族統(tǒng)治，但其文化卻一直是承襲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以來的文化傳統(tǒng)，并沒有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取代。中國更是如此，蒙古文化最終被漢文化改造并產(chǎn)生全新的中華文化。
蒙古帝國西征及附屬汗國的建立加快了中國文化向西傳播，引發(fā)民族遷徙和交往潮流，形成漢人、蒙古人、波斯人等多民族雜居中國或阿拉伯世界。
伊斯蘭藝術決定性因素來自波斯，興盛于十三至十四世紀的波斯細密畫蒙古畫派(也稱大不里士畫派)，深受中國藝術影響，不同于其他伊斯蘭國家、地區(qū)的繪畫風格是波斯風格與中國畫風相混合的細密畫作品，影響波及伊朗和中西亞地區(qū)，打破了伊斯蘭教偶像崇拜即人物、動物畫像桎梏，題材加入中國龍鳳、麒麟等圖案紋飾，把動物形象與中國式風景相結(jié)合。大不里士畫派的最高峰是菲爾多西的《列王記·插圖》(十四世紀，俄羅斯圣彼得堡圖書館藏)。
伊爾汗國致力于接受蒙古和漢文化，合贊汗至完都汗時期(1295-1316)的宰相拉施特(1247-1318)完成了《伊爾汗的中國科學寶藏》(1313)，附圖是中國醫(yī)書藥用植物插圖。大不里士替代巴格達成為西亞的商業(yè)文化中心。十三至十四世紀，伊爾汗國曾經(jīng)引進一批中國紡織工人，意大利費路那古墓曾出土有印織中國花卉和阿拉伯文的波斯紡品。伊爾汗時期，中國風尚在蒙古人統(tǒng)治的波斯，成為最流行、最有感染力的新事物。
收藏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元青花瓷大部分具有波斯細密畫大不里士風格，是中國文化與波斯蒙古王朝(1256-1335)文化相互融合的產(chǎn)物。中國繪畫與波斯細密畫屬于東方繪畫體系。波斯細密畫蒙古畫派將阿拉伯花紋風格、波斯細密畫特點和中國畫風及技法結(jié)合，自然平面構圖不囿于焦點透視，密集繁復不留白、紋飾對稱連續(xù)，這是伊斯蘭文化“恐懼空白”和“生生不息”的體現(xiàn)。受其影響，元青花的多層繁密裝飾特點明顯有別于宋朝常例。
元青花主題裝飾內(nèi)容見諸元代繪畫、織繡、本草圖鑒等，蓮池水禽也稱滿池嬌，見于宋畫和織品后也為元青花典型圖案。將抽象的阿拉伯花紋和具象寫實的圖案紋飾相結(jié)合，是中國瓷器裝飾的重要突破，一段時間以細密化風格為主流，元青花的這一藝術特點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藝術風尚。
波斯自九、十世紀以來仿造中國瓷器成風，多為棕、黃、綠釉，九世紀開始仿造白瓷，十二世紀才能燒制白色釉陶。鳳凰圖案十二世紀進入波斯陶業(yè)。十二至十三世紀波斯陶器吸收中國陶瓷的蓮瓣、波浪、云氣、暗花等紋飾，以及穆斯林地區(qū)常見纏枝花卉如牡丹、石榴、海棠等。
伊朗藏細密化元青花鳳凰雜寶紋菱口大盤(圖1)，直徑57.7、高9厘米。返青工藝，圖案嚴謹繁麗以同心圓幾何布局等分對稱裝飾。盤折沿背書阿拉伯文(圖2)意為“真正的宗教”，此盤可能供奉清真寺，元代清真寺也叫真教寺，為信仰伊斯蘭教的色目人所建造。在瓷器上熟練地書寫、繪畫的習慣，在南宋時已十分普遍，元更甚。元代由于中西方交通和貿(mào)易暢通，文化交流、宗教傳播，以梵文、八思巴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作為裝飾的瓷器相繼出現(xiàn)，從元青花鳳凰雜寶紋大盤可感受到毛筆書寫的流利、繪畫及處理手法輕松和嫻熟，可以肯定這是元代穆斯林色目工匠的作品。
“工匠來四方，器成天下走”，多民族、多元文化滋養(yǎng)導致了元青花風格、工藝的多樣性。細密化的元青花可能是受波斯細密畫大不里士風氣影響的波斯陶瓷家、設計師、窯工遵照汗王要求制作元青花，并運至伊爾汗國;也許是元朝從西亞擄掠的工匠建立專窯以特供禮品賞賜伊爾汗國汗室;也許是伊爾汗國和元朝合作專為黃金家族及伊爾汗室和清真寺定制用瓷。
據(jù)記載，景德鎮(zhèn)湖田窯窯址南河南岸出土發(fā)現(xiàn)的元青花標本“以大盤為主，約占青花殘器的70%，其盤的器底較厚，紋飾繁縟華麗，其中多有藍地白花，和伊朗、土耳其的傳世品一致”�？梢姡毭芑漠a(chǎn)品的確有專窯燒制。
元代汪大淵著《島夷志略》中有46個國家或地點要用瓷器進行貿(mào)易。汪大淵第一次出航在泰定四年(1327)，而泰定年間(1324-1328)元青花已形成規(guī)模生產(chǎn)。在1295年伊爾汗國信奉伊斯蘭教以后，從亞洲運往歐洲的所有貨物實際上都是沿著穆斯林所控制的陸路和水路運輸?shù)�。如果元青花用于貿(mào)易，存量卻如此有限。不賽因汗時僅1329-1331年間派往中國貢使達八次，不難看出細密化元青花是伊爾汗國專供，現(xiàn)藏于伊朗、土耳其的元青花屬于伊爾汗國(圖3、4)。
1240年后蒙古帝國遼闊疆域使得歐亞大陸上的旅行和貿(mào)易安全暢通，十三世紀晚期和十四世紀，中國絲綢之路往“納憐道”即亦集乃到哈剌和林陸路到大不里士。大不里士在哈剌和林和大都之間都有定期的商隊往返，伊爾汗國和元朝的使節(jié)往來頻繁。伊爾汗國掌控了西亞，大不里士替代巴格達主導兩河流域低地貿(mào)易。目前發(fā)現(xiàn)元青花瓷片的地區(qū)有埃及福斯塔特遺址、東非沿岸基瓦爾島、肯尼亞等有限區(qū)域和數(shù)量，但大批量和沉船遺址不是很多。
青花瓷的藍白色調(diào)，不僅是漢、蒙文化的崇尚也是伊斯蘭文化的崇敬。1252年蒙古傳統(tǒng)的薩滿教天神騰格里崇拜與中國傳統(tǒng)昊天帝崇拜相結(jié)合，藍色成為漢、蒙的至尊，也與伊斯蘭宗教的“清穆”境界相符，在蒙古波斯淺藍色、深藍色和金色成為伊爾汗國藝術裝飾的主流色彩。
中國以白色為祥瑞之兆，蒙古族崇信白色象征善，粟特人有“吉乃素服，兇則皂衣”，藏傳佛教視白色為神圣，早期元朝府衙和祭祀多用卵白釉器。根據(jù)林梅村以1312-1319年保定窖藏為標準和劉新園1325年后元青花大量生產(chǎn)并輸出的觀點，可以推斷出至少在1319年前的元瓷以蒙古貴族所用的卵白釉、白釉描金、藍釉描金、戧金等為主。
蒙古人很早關注景德鎮(zhèn)瓷業(yè)的發(fā)展。在1278年設立“浮梁瓷局”，1295年，瓷局規(guī)模擴大四倍，1324年改由本路總管賦稅的機構直接管轄。最高官員由蒙古人擔任。
元景德鎮(zhèn)一直致力于白釉的研制。從1295年青白釉發(fā)展到1305年卵白釉成功和1319年元廷規(guī)定瓷器不能用金不得描金，是元青花成功燒制的基礎和條件。元代生產(chǎn)青花瓷的最早目的，是為了滿足黃金家族的需要。
而唐青花嚴格意義上只能稱作“白釉藍花”瓷器，它是青花瓷器的發(fā)軔，采用鈷料藍彩、毛筆點灑描繪。唐青花是中國最早將繪畫藝術與制瓷工藝相結(jié)合燒造瓷器。以氧化鈷為呈色劑，紋飾有來自異域的棗椰樹葉等。
宋代以單色釉生產(chǎn)為主，講究釉色，由于考古發(fā)現(xiàn)所限，難以窺其全貌。宋磁州窯、吉州窯運用毛筆瓷繪已達成熟，但沒有形成元青花的裝飾樣式。
1983年在揚州出土了約30片殘片和少量完整器，1998年黑石號沉船唐青花瓷盤(圖5、6)，證明唐青花的成熟期是826年，從出土情況來看，唐青花只是鞏縣窯瓷器外銷產(chǎn)品當中的一個小品種。
唐代西亞波斯地區(qū)主要由伊斯蘭世界阿拉伯帝國的阿撥斯王朝(750-1258)統(tǒng)治(黑衣大食)。唐青花裝飾藝術在裝飾內(nèi)容、手法以及表現(xiàn)形式方面有一個簡單到繁復，寫實到抽象化、圖案化的發(fā)展過程。它在繼承漢魏、南北朝時期青瓷施彩技法的基礎上，特別是在鞏縣窯自身生產(chǎn)的唐三彩制品之間，相互借鑒、啟發(fā)、促進的情況下逐步發(fā)展起來的。
